利来w66最给利

贾太傅祠：万古唯留楚客悲

湖湘文化的重要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治国平天下之报负、百折不挠实现理想之决心，来自于屈、贾。但不妨再来细说：如果说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终使南方文学达到了可与《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学相并列的高度，使中国文学中增添了一个以“风骚”为符号的文学风范，那么，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为代表的汉赋，则让诗体写作成功转化为近似散文体写作，并让其成为汉代文学水平的标杆；如果说屈原的《九歌》《天问》充满着寻天问地的哲学思辩和白日梦般的玄想，成为中国哲学的最早大纲，那么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陈政事疏》为代表的策论，则把哲学思想与实际现实相结合，使哲学的现实功用得到合理使用，为后人摸索了哲学的通达之道；如果说屈原的悲愤情怀与自怜哀苦还充满着贵族化的骄傲，那么，贾谊的凄言冷语、自怨自艾则是平民化的雄才大略与满腹才华的无奈倾诉——进而言，屈原一生演绎的是一首九曲弯折的长诗，贾谊33年写就了一篇气势磅礴的宏论；再进一步说，如果屈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领袖，那么，贾谊是湖湘文化落地生根的第一人。

位于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的贾谊故居，飞檐，黑瓦，青灰外墙，深色木门，立在熙来攘往的闹市里，独守寂寞，也在倾诉着历史。贾谊故居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汉武帝时由皇帝敕命得到第一次修缮，此后两千多年里，历经约64次重修。明朝成化年间，长沙太守钱澍寻得贾谊古井，募款修建贾太傅祠，从而祠宅合一。现故居三进，包括供奉贾谊铜像及其著作的贾太傅祠、介绍其生平与思想的太傅殿、收集历代文人墨客凭吊贾谊的诗画的寻秋草堂，以及陈列历代名人咏贾诗21首及明清重修故居碑文5篇的碑廊。贾谊故居是中国最早的名人故居之一，也是长沙作为“屈贾之乡”的标志性文化遗产，被誉为“湖湘文化源头”。

1.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贾谊的家族渊源，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北宋王安石“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的评价，也并非涉及他的身世。不过，可知的是，他少年即是刻苦学习、博览群书的典型，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尤其对《尚书》研究颇深。他曾跟着荀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史学著作《左传》的注释，但早已经失传。他对道家学说也有研究，写过《道德经》《道术》等论著。但最早让他闻名的，是他酷爱文学，尤其是对屈原的诗作和《诗经》皆能背诵，且有自己的见解，并为之撰写了不少文章，这让他在18岁以前就名震洛阳。这时，他遇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河南郡守吴公。吴公是秦朝名相李斯的学生，既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治郡卓越的能吏，在乱世中使河南社会安定，被评定为天下第一。他把贾谊招揽到门下学习，对其才华十分欣赏，亲近后更是器重有加。汉高后八年(前180)，刘邦庶子代王刘恒在频繁的政权更迭(建立国家后20年中走马观花换了五任当权者即高祖刘邦、惠帝刘盈、少帝刘恭、少帝刘弘以及文帝刘恒)中被迎立为帝，即汉文帝。文帝元年(前179)，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担任廷尉。他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贾谊，将其推荐给了文帝。汉文帝召见贾谊对谈后很中意，任命其为博士——21岁的贾谊，是当时所有博士中最年轻的。贾谊从此步入政治舞台。

作为政治家的贾谊，此时表现出了高超的水准。首先，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他认为，汉朝已经建立有二十多年，政局大体稳定，为了汉朝长远统治，应该对汉承秦制进行彻底改革——他建议制订新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改变秦以来以十月为一年之始的历法)，易服色(改变秦服尚黑的传统，改尚黄)，改变官名，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等。这些建议与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大致是一脉相通的，虽因汉文帝认为条件不成熟而没有采纳，但其思想的光芒和改革的决心，是立于现实社会基础的，其高瞻远瞩历代为人所敬重。其次，他在天下安危的思想下缔建政治建构，尤其把解决皇权继承之制作为解决核心，不仅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为皇权易手发生战争，引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危局，而且为巩固皇权，维护统治阶级权威铺平了道路。这或许正是他受历代统治者青睐的重要原因。但其实，这种政治建构还有被掩盖的另一方面，即贾谊希望天下贤德之人能够共同统治天下，皇帝可以垂拱无为，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观点，是一种虚君制度。而这，正为后来日本维新中效仿，也一度被清末中国维新派奉为圭臬。再次，针对社会上“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等现象，他主张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的目的。这就是文帝二年(前178)写出的著名政论文《论积贮疏》的主题思想。这在当时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的作用。第四，他全面总结了秦国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仁义不施”是秦亡的根本原因，他因而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有着强烈民本主义色彩的仁义观。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从而提出施仁义、行仁政的主要内容就是爱民。第五，他对汉儒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学说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同时，自觉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在《道德学》一文中初步体现了其试图为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的趋向，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哲学思想。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他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了“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的政治策略，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一个基本模式。但贾谊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无为而治并非《老子》的道义精髓，而只是一种应时势要求的表现形式，是应顺时而变化的。他认为阴阳、天下、人与万物都是由德产生的，而德又是由道产生的，因而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因而由本体的道出发，由德逐步具体化、现实的六个过程即“六理”(道、德、性、神、明、命)结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而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也自然天成。他的这种试图以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的形而上的哲学论证，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它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第六，在纠正商鞅、李斯“左倾”经济路线的同时，重新确立了管仲的“综合治理”国家战略，也让自己一年之内连升三级，“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尤其是，他看到了军权政治的危害，提出了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是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提出的削藩夺封地政策的提前预演)——正是因为这个提议，很多功臣，如为平定吕氏之乱立下首功的绛侯周勃(？—前169，西汉开国将领、宰相，谥号武侯，周亚夫之父，沛县人)因为汉文帝要求他带头、免去其丞相职务而离开京师，就对贾谊痛恨不已。

 这时的贾谊锋芒毕露，令军功阶层颜面无光。司马迁记载道：“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俗话说：“枪打出头鸟。”不懂收敛之道的贾谊，自然在官途上并不平坦。当汉文帝提出让贾谊担当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时，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功臣显贵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他年轻见识浅一心想专擅权力，会把国家搞乱。继位不久的汉文帝面对这些年老功高、思想守旧、权重势大的元老级人物的众口一词，只能选择牺牲贾谊。而贾谊，似乎对这种受挤遭妒早已经有所预料，他事实上对这些元老是尊敬的——周勃到自己的封地河东郡绛县(今山西绛县)的第二年，有人诬告他想谋反，文帝就叫人把其逮捕到长安受尽了狱卒凌辱。贾谊闻之后，为他愤愤不平，写了一个奏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为周勃抱屈叫冤，而文帝后来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后凡大臣有罪，不再刑拘而改让其自杀。

 贾谊真正感到愤怒不可忍的是汉文帝的宠臣佞幸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多大本领的人，完全是因为文帝梦到一个黄头郎推他一把而上天，碰巧不久后文帝在渐台碰到他，见他穿着容貌极像梦中推他的人而得以入宫。邓通一度与贾谊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自恃才高的贾谊自然是看不起邓通这种不学无术者的，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对贾谊有所疏远。这让贾谊很受刺激：自己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但结果是受谗被贬，而小人邓通凭借阿谀媚上从上大夫上升为王侯，不仅得到蜀郡的严道铜山，而且被允许与吴王刘濞(前215—前154，刘邦之侄，刘贾之子，“七国之乱”的首要谋反者)自铸铜钱，自此“邓氏钱”遍布天下——这种天上地下的直接对比，让贾谊颇有挫折感。因而被贬到长沙后，他即写了《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不仅容易造成币制混乱，而且会动摇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建议下令禁止，其言论之尖锐，较之其他政论文章明显刻薄而不容情。这或许正有此中的因素在内。当然，他的建议又未被采纳，反而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两人也因此而斗气、对立了一辈子。

作者：龚军辉